国家与革命：历史社会学的新视角 |【国家理论】专题

编者按

在历史社会学领域，对于社会革命的深层原因和广泛后果的探讨从未停歇。本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深入剖析了“革命的国家中心理论”，这一理论自社会学与比较政治学中“回到国家”的国家中心论转向以来，已成为理解社会革命的一个重要途径。

文章首先追溯了理论的起源，指出西达·斯考切波、杰克·戈德斯通和罗伯特·伍斯诺三位学者对国家在社会革命中角色的独到见解。斯考切波的社会结构模型、戈德斯通的人口/结构模型以及伍斯诺的联合冲突理论，三者相互补充，共同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分析视角。文章不仅梳理了理论的发展脉络，还细致地探讨了理论在解释社会革命和国家崩溃原因及后果方面的应用，以及学界对这一理论的批评和反思。

对于历史社会学、比较政治学的学者和对国家与社会动态关系感兴趣的读者来说，这篇文章无疑是一份宝贵的学术资源。斯考切波等人的理论和思考不仅增进了我们对国家作为行为主体在历史进程中作用的理解，也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讨论点和批评视角。

国家与革命：历史社会学的新视角

（原标题为：《革命的国家中心理论及其批评——以斯考切波、戈德斯通和伍斯诺为中心的考察 》，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作者：

李振军，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董标，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引文格式（GB-2015）：

李振军,董标.革命的国家中心理论及其批评——以斯考切波、戈德斯通和伍斯诺为中心的考察[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4(01):79-86.

内容提要

“革命的国家中心理论”是历史社会学领域分析社会革命之原因和后果的一条路径，其诞生是社会学转向的结果。该理论以斯考切波的社会结构模型、戈德斯通的人口/结构模型和伍斯诺的联合冲突理论为代表。斯考切波通过考察以国家为中心的结构性条件，对社会革命的原因和后果进行了分析。戈德斯通提出了一个解释早期现代世界范围内革命与反抗呈周期性出现的人口/结构模型，考察了为斯考切波所忽视的支配阶级内部关系以及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伍斯诺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生产与革命导致的国家崩溃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究，这迥异于戈德斯通在论析革命结果时对文化自主性的过分强调。

关键词

革命的国家中心理论；社会结构模型；人口/结构模型；联合冲突理论

一、“革命的国家中心理论”的诞生

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杰克·戈德斯通（JackA. Goldstone）和罗伯特·伍斯诺（Robert Wuthnow），都以作为行为主体或制度组织的国家为中心，对社会革命和国家崩溃的原因与后果进行了分析，分别提出了社会结构模型、人口/结构模型和联合冲突理论。他们研究对象主要是社会革命和国家崩溃，研究的问题聚焦于社会革命和国家崩溃的原因和后果，因此，他们的国家中心理论被称为“革命的国家中心理论”（the state-centered theory of revolution）。

一般将“革命的国家中心理论”的起源追溯至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以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的国家集权化为中心，分析了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根源，揭示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内在联系。他的这一分析方法，被后来学者称作“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斯考切波和戈德斯通等国家中心理论者，都多少继承了托克维尔的观点。斯考切波将托克维尔的国家中心视角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架构之中，分析作为自主性组织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戈德斯通也遵循托克维尔的传统，继承斯考切波的主要分析框架，考察革命爆发、监狱骚乱等社会问题的国家中心根源；伍斯诺则继承并推进了斯考切波和戈德斯通的传统，考察文化和意识形态生产的社会结构基础。

“革命的国家中心理论”在当代的复兴，是社会科学从社会中心论转向国家中心论的结果。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是多元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它的主要特征是，在解释政治和政府的行为时，采用社会中心论的方法：国家被视为过时的概念，对国家的研究被视为对民族－国家特定宪政原则的法律形式主义的研究，社会概念被认为更适合科学的、普遍性的研究；代表国家的政府主要被视为一个平台，经济性的利益集团或规范化的社会运动在其中或者互相斗争，或者彼此结盟，促使公共决策的形成，而这些决策被理解为有各种诉求的群体间利益的分配。但是，多元主义者在探讨特定公共政策的决策时常常发现，政府领导人或政府机构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变量或最重要的参与者。结构功能主义者由于忽视国家和政府的主体性地位，在其致力于将宏大理论应用于比较政治发展研究时，经常出现一种尴尬状况：其初始概念和假设，并不适于对历史形态及其发展进程做出恰当的解释。

20世纪60年代中叶以来，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国家，但未能将国家看作具有自身利益的行为主体。他们或将国家视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或将其看作政治性阶级斗争的竞争舞台，或认定国家的职能仅仅在于维持和扩大特定的生产模式。这样，自主性国家行为的许多可能形式，就被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因而，“从理论层面来看，事实上所有研究国家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深受社会中心主义假设的影响，而毫不允许他们自己去质疑：国家是否真的从本质上就是阶级或阶级斗争的体现，其职能真的就只是维持和扩大特定的生产模式”。总之，“多元主义者和结构功能主义者不愿意研究国家，批判性思维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也不肯承认国家具有真正的自主性，这两者都与现代社会科学诞生以来的研究倾向遥相呼应”。所以，这些新马克思主义者采用的仍然是一种社会中心的视角。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家理论在社会科学中得以复兴，“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成为社会科学中的流行概念。80年代初，来自比较政治学、历史社会学和比较史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重新审视了国家这一传统主题，发起了一场“找回国家”（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的智识运动，在社会科学中确立了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路径。这一研究路径正式确立的标志，就是斯考切波与彼得·埃文斯（Peter B. Evans）和迪特里希·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等人于1985年共同推出的《找回国家》一书。该书的出版也标志着“回归国家学派”的正式形成。80年代以来，回归国家学派，不但在解释日本、土耳其、埃及和伊朗等国的政治发展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解释东亚和拉美的经济发展方面，同样声誉卓著。该学派学者研究的共同特点是，将国家视为一种制度组织或潜在的自主行为体，强调国家在推动社会经济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

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斯考切波、戈德斯通和伍斯诺等学者将国家中心理论用于分析社会革命和国家崩溃问题，逐渐形成了“革命的国家中心理论”，其影响延续至今。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1）以国家为中心考察社会革命问题，将国家视为具有自身利益和自主性的行为主体，并以行政权威为首，由执行权威加以协调的行政、管理和军事组织。与社会中心论相比，国家中心论强调不能把国家简单地看成是利益竞争的公共舞台、竞争性力量的裁判或支配阶级的工具，国家具有追求自己的偏好和利益的性质，它能够依照自己的偏好、按照自己的行为方式贯彻自己的意志。（2）运用结构性视角研究社会革命的原因及后果，考察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与支配阶级之间的关系、精英内部间的冲突、支配阶级与被支配阶级之间的关系等，同时涉及文化、意识形态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3）采用比较历史研究的方法，考察革命与国家崩溃的原因和结果（如斯考切波、戈德斯通），以及文化、意识形态与国家、社会结构的关系（如戈德斯通、伍斯诺）。

二、斯考切波：社会结构模型

斯考切波对社会革命问题的研究，针对法国革命（1787-1800）、俄国革命（1917-1921）和中国革命（1911-1949）的原因和后果进行了解释。斯氏的意图，是提出一种解释社会革命问题的新模式，论证这一新模式的分析原则和方法。

斯考切波首先批评了社会学领域中四类流行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聚合-心理学理论（aggregate-psychological theories）、系统／价值共识理论（systems/value consensus theories）、政治-冲突理论（political-conflict theories）。斯氏认为，马克思将革命视为由生产方式所导致的阶级分裂的产物，并通过阶级斗争，将一种生产方式改造成另一种生产方式。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和政治传统中，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倾向和解释，但马克思本来的研究路径仍然是后来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基础。聚合-心理学理论试图根据人们卷入政治暴力或参加对抗性运动的心理动机来解释革命。系统/价值共识理论认为，革命，是意识形态运动对社会严重失衡的暴力反应。政治-冲突理论则认为，在解释集体暴力和革命时，必须将注意力集中于政府的内部冲突以及各种有组织的集团为获取权力而展开的竞争。

斯考切波认为，这四种理论都将革命进程视为受到特定目的引导的运动，带有很强的唯意志论和目的论色彩，属于一般性的革命理论。此外，现代社会革命的原因和结果都与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发展和民族国家形成的不均衡状况有着紧密的关系，而这几种革命理论都没有明确地采用这种跨国关系的视角，忽视了国际和世界历史背景。

斯考切波采用结构性视角，探讨革命的客观结构性条件，关注国际背景、国内和国际因素对旧国家政权的崩溃产生的影响，以及革命后新国家建设的影响因素。这种模式，借鉴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阶级分析方法和政治-冲突理论关于集体行动的观点，确立了三个基本的分析原则：结构性视角，国家的潜在自主性，国际与世界历史背景。

首先，斯考切波采用结构性视角分析社会革命。结构性视角意味着要考察各种关系，这些关系既包括国家内部处于不同境况的群体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国际与世界历史背景下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追溯法国、俄国和中国社会革命的原因时，作者考察了以下结构性关系：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地主和农民的关系、旧制度下的国家政权与支配阶级之间的关系、旧制度下的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在竞争性的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主要是国家与国外军事竞争者之间的关系）。在考察这三个国家的社会革命造成的后果和新国家政权的建设时，斯氏探讨了诸如旧制度的社会经济遗产与新型国家组织的关系、新政权与国际环境的关系、新的政治领导集团与支配阶级、工人和农民的关系等。

其次，在斯考切波的社会革命理论中，国家具有潜在自主性，处于结构性视角的核心，扮演着中心角色。在她看来，国家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经济冲突展开斗争的场所，而是一套以执行权威为首，并由执行权威加以协调的行政、管理和军事组织。任何国家首要的和根本的任务，是从社会中抽取资源、利用这些资源，来创设和维持强制性的行政组织。只要这些基本的国家组织存在，它们就具有摆脱支配阶级直接控制的潜在自主性。

最后，斯考切波将国家置于国际与世界历史背景下考察革命发生的原因及结果。在斯考切波看来，国家从根本上来说具有双面性：一面是国家内部阶级划分的社会经济结构，另一面是国家关系和国际体系。跨国关系不仅会促成社会革命危机的出现，而且有助于塑造革命的过程和结果，但此前的革命理论很少明确采用这一视角。因此，斯考切波将国家置于国际关系之中，在对旧制度的矛盾和革命性危机进行分析时，集中于国家与国外的军事竞争者之间的关系。在对革命之后的新制度及社会结构进行分析时，特别关注国家建设的革命运动与国际环境之间的关系。斯氏的这一原则，真切反映了现代革命与古代革命之别，与世界历史的进程一致起来。

除确立以上三个基本分析原则之外，斯考切波还采用了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其目的是要阐明特定革命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建立诸如民族-国家、社会革命这类宏大单位的因果假设和解释。她认为，比较历史分析法适合对那些只有少数案例的宏观历史现象进行解释。比较历史分析法包含两种具体的方法：求同法和求异法。斯考切波一方面通过求同法探究导致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性政治危机的条件和原因，另一方面又通过与未出现社会革命的英国、普鲁士和日本的对比，进一步确认了求同法所得出的结论。

斯考切波偏重于强调国内和国际的结构性关系及其相互作用对革命造成的影响，并不重视意识形态对社会革命发挥的作用。在她看来，革命先锋队以及革命意识形态，虽然是社会革命的必要组成部分，但并不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她赞成“革命不是制造的，而是发生的”这一观点。在她看来，用意识形态武装起来的革命领导者，在革命关头一直都受到当时结构性条件的制约，并受到急剧变化的革命浪潮的严重影响。革命者最终完成的革命任务和革命成功后为加强新政权建设所做出的努力，往往与革命意识形态原初的设想差距较大。此外，意识形态也要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改变自身，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

三、戈德斯通：人口/结构模型

戈德斯通继承了斯考切波的国家中心理论传统，运用结构性视角研究社会和政治运动，解释国家崩溃的原因。他将人口统计学分析与结构性视角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试图提出一个解释社会革命和反抗呈周期性出现的因果模型，即人口/结构模型。

戈德斯通发现，1500年至17世纪上半叶和1770-1850年间，很多国家都发生了大规模的社会革命和反抗，而1660-1760年间，大规模的国家崩溃十分罕见，资本主义得以持续发展。因此，产生了需要解释的历史问题：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崩溃，为何能形成两个显著的浪潮？这种周期性的国家崩溃何以发生？

戈德斯通强调人口因素是社会秩序失衡和国家崩溃的诱因。长期人口因素的变化，引起1500年至17世纪上半叶和1770-1850年农业官僚制国家社会秩序的失衡，导致国家的崩溃。戈德斯通将长期的人口变化作为起点，探究人口变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他把人口变化与物价联系起来，并将二者与国家收入、精英阶层和民众的生活水准等因素联系起来，建构了一个解释国家崩溃的因果模型。

虽然戈德斯通强调人口因素在革命和国家崩溃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大作用，但他的解释模型并非单一人口决定论，而是将人口统计学与因果结构模型结合起来，得到了一种解释革命和国家崩溃的人口/结构模型。据此理论模型，当一个社会同时遭遇以下几个困境时，革命和国家崩溃便有可能发生。第一个困境是国家财政危机，这种危机，是由于人口增长导致的政府财政收入与政府必须承担的职责和义务之间出现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失衡引起的。第二个困境是精英严重分裂，包括精英与政府之间的疏离以及精英的内部冲突，这种疏离和冲突是由于人口增长导致的日益增加的社会动荡和精英职位竞争引起的。第三个困境是潜在可动员的民众团体的出现，这是由日益上升的社会不满和易于促使大众团体采取行动的社会结构所引起的。一般而言，这三个困境结合起来就会导致第四个困境的产生，即异质文化、异端宗教思想和革命意识形态的日益凸显和传播，社会不满和要求在潜在的革命行动者之间广泛共享，异端团体、革命团体开始成为反对国家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第五个困境则源于国家针对社会不满而采取的行动。如果国家行动被视为过度、专断、不义、无效，或妨碍变革，受到侵害的各方可能会从支持改革转向支持革命。

戈德斯通将斯考切波的革命理论的构成归结为三个方面：外部压力、阻碍国家应对这些压力的精英阶层、能够被动员起来的自主和自治的农村人口。他将斯考切波的革命理论称为“无情的结构主义”（relentless structuralism），认为这种结构主义导致斯考切波忽视两个要素：革命的行动者和普遍的社会不正义感。因此，戈德斯通的革命理论与斯考切波的革命理论的主要区别，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斯考切波考察的主要是影响社会革命的原因和结果的结构性因素，而戈德斯通将人口因素与社会结构因素结合起来考察革命的原因，强调人口因素对国家崩溃的重要影响。第二，斯考切波强调国际因素尤其是国家之间的战争因素造成的国家财政负担是旧制度崩溃和革命外部原因，而戈德斯通认为，战争因素并不是造成现代早期国家财政压力的主要原因，财政压力主要取决于人口和物价的周期性变化趋势。第三，斯考切波强调国家与精英之间的冲突阻碍了国家应对内外压力的能力，而戈德斯通除了强调国家与精英之间的冲突外，还认为精英阶层内部的分裂和疏离是导致革命的关键因素。第四，与斯考切波相比，戈德斯通更加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戈德斯通认为，精英阶层和大众群体对于国家在应对危机时表现出的无效、无德和不义的状况所产生的普遍不正义感，是集体行动的关键要素。潜在的革命行动者可以利用普遍的不正义感这种意识形态动员各个群体加入他们的行列。

戈德斯通对国家崩溃的原因的解释，强调的是人口和结构因素。但是，他认为，这两种因素虽然能够解释国家崩溃的原因，但并不能解释国家崩溃的结果。他认为，革命和国家崩溃之后的国家重建，是采取激进的变革还是强调传统的制度，主要取决于特定的文化结构和精英意识形态的发展。因此，他的解释体系强调人口、结构和文化因素之间存在着一种特定的平衡关系，文化和意识形态是国家重建的主导因素。

戈德斯通认为，文化结构塑造了国家重建。国家崩溃之后的社会活力，并不取决于制度变革的程度，而取决于制度变革所体现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结构。东方国家习惯于把历史视为周期性的，东方国家文化结构中的主流历史观是循环论历史观。西方国家的文化结构中，有一种元素是东方国家所缺乏的，这就是末世论历史观。这种观点植根于犹太教-基督教传统，按照末世论的话语体系进行思考，习惯于把历史视为长期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从国家崩溃的长期后果来看，正是这一差异造成东方国家经济和政治停滞，西方国家经济和政治富有活力。因此，1850年之后，大多数西欧国家通过工业化提高了经济灵活性，通过政治革命或改革提高了行政管理和社会结构的灵活性。人口增长，已经不足以激发起先前曾导致国家崩溃的基本历史进程。然而，在俄国、中国和奥斯曼帝国，传统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仍占绝对优势。这些国家在人口压力面前依旧十分脆弱。这种情况贯穿于整个19世纪，并在20世纪早期最终导致了这些国家的彻底崩溃。

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在革命的原因问题上，赞同戈德斯通的核心观点，即国家崩溃的核心模式为财政/行政危机、精英冲突、民众反叛。但他认为，戈德斯通过于强调人口增长因素对国家崩溃的影响，而忽略了地缘政治压力因素，这种地缘政治压力在20世纪的转折时期达到顶点。在柯林斯看来，有时，人口增长对国家危机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有时，地缘政治条件可能产生压倒性的效果。在很多情况下，人口因素和地缘政治相互影响。

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与国家和社会结构的关系问题上，柯林斯对戈德斯通的观点也持批评态度。柯林斯认为，在文化社会学领域研究意识形态和社会的关系，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一种方式是，坚持社会学的知识传统，探求文化生产基础的社会条件；另一种方式是，采取反社会学的态度，认为社会学不能解释文化，文化可以自主性地塑造社会。在柯林斯看来，将国家崩溃之后东西方国家社会的长期发展视为由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引起的，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分析。要探究文化和意识形态生产与国家崩溃的关系，最好借鉴伍斯诺的意识形态理论。

四、伍斯诺：联合冲突理论

伍斯诺和戈德斯通都是斯考切波革命理论的继承者：“戈德斯通的《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是斯考切波理论的思想继承者。实际上，戈德斯通是斯考切波以前的学生，正如斯考切波是摩尔的学生一样。戈德斯通的著作是讨论国家的作品，在理论模式的复杂老练以及对历史材料和比较方法的周密运用方面，戈德斯通的著作无疑是已创作出来的关于革命的最佳作品。……罗伯特·伍斯诺的《话语共同体》和戈德斯通的著作是出色的姊妹篇，也是讨论国家的作品，是目前意识形态理论的最佳著作。……伍斯诺也是斯考切波式（Skocpolian）革命理论的继承者。”斯考切波的理论忽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作用，也未试图阐明文化和意识形态形成的社会机制。戈德斯通在探讨革命后果和国家建设时，强调文化自主性对社会结构的决定作用，认为社会的文化结构决定了长期的社会发展，从而忽视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生产的社会物质结构基础。与戈德斯通忽视文化和意识形态生产的社会物质结构基础和对文化自主性的强调不同，伍斯诺的“革命的国家中心理论”研究的是文化和意识形态与革命导致的国家崩溃、社会结构的关系，也被称为“革命与意识形态的国家中心理论”。

伍斯诺的国家中心理论研究的主题，是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欧洲社会主义时期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这三种意识形态，是在三次现代革命浪潮中产生的。第一次革命浪潮包括英国革命，第二次革命浪潮包括法国和美国革命以及大多数十九世纪的革命，第三次革命浪潮包括20世纪初至1965年的革命。伍斯诺的理论被称为“联合冲突理论”（conflict theory of coalitions），该理论认为，在上述革命浪潮的背景之下，如果国家的行动者和拥有财产的主要保守派之间陷入僵局或长期保持势力均衡，就会为文化生产者的第三方创造机会，文化生产者的第三方将得益于这种冲突。

伍斯诺用“接合困境”（the problem of articulation）来说明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所谓“接合困境”，指的是伟大的文艺、哲学和社会批判的作品总是与其社会环境有着谜一般的关联，但同时也努力保持足够的自主性，以便得到一个更广泛的、更普遍的和永恒的诉求。接合的过程，是以文化产品与社会环境达至的平衡为特征的，这一平衡表明意识形态既与社会环境相关联（articulate），又与社会环境相脱离（disarticulate）。“接合困境”的目标在于阐明意识形态依靠其社会条件而形成，却又努力摆脱这些条件的方式。伍斯诺试图通过三组概念来阐明接合困境。

首先，在考察意识形态产生的社会条件时，伍斯诺将“最一般的（社会）种”（the most general kind）区分为“环境条件”（environmental conditions）、“制度背景”（institutional contexts）和“行动序列”（action sequences）。环境条件，是指各个时期意识形态体系出现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的轮廓。这些广阔环境条件的变化为变革性的文化运动提供了必要的资源。制度背景，是产生文化运动的更直接背景，是意识形态在其中被创造的组织化条件，包括权力结构、经济基础、人事制度和法律制度，还包括学校机构、教会组织、阅读性团体、科学机构、报刊机构、统治机构和政党组织等。行动序列发生在制度背景之下，是与文化生产有关的行动，包括文化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以及影响文化生产者和消费者行为的其他人员（如官员）做出的决定。行动序列，既表明行动者受到制度结构的限制，也表明行动者自身的重要性，同时还表明文化变革的出现是长期形成的结果，而不是突然之间就达到成熟状态的。阐明环境条件、制度背景和行动序列的重要性在于，可以精确地确定影响意识形态的社会结构之状况以及接合的过程在何处发生。

其次，伍斯诺将意识形态与社会环境的接合过程区分为三个可分解的过程：第一个过程是产品（production），即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第二个过程是选择（selection）；第三个过程是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文化产品包括书籍、宣传册、布道传单、政治传单和其他正式的文化产品，是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的生产，受到政治的支持和国家内部对权力的限制而得到促进；文化产品的增加，以相当程度和范围的多样化为特征，即出现了各种竞争性的思想学派，又刺激了更高水平的文化生产。意识形态的高度多样性一旦产生，就要遵从社会选择的进程。某些意识形态类型在特定环境下由于固定的资源而更加成功，而其他竞争者或中途衰落，或由于受到忽视而处于相对较小和边缘化的位置。选择过程得以实现的可能性受到以下社会条件的制约：社会中存在的意识形态多样性；社会资源和意识形态生产的关系；交流得以进行的相对轻松的环境；国家官员的兴趣。文化生产者还会努力将意识形态制度化。制度化具有以下特征：具有获取资源的稳定渠道；具有沟通的网络渠道；形成正式组织；具有自主性；能够控制评价和争论的过程。伍斯诺运用系统比较的方法呈现了文化生产者与国家的关系是怎样影响文化生产者将意识形态的新形式制度化的。伍斯诺认为，将接合过程区分为产品、选择和制度化三个过程，可以形成许多关于社会环境和特定意识形态互相接合的方式的子论点。

如果说“环境条件”“制度背景”和“行动序列”这组概念精确地说明了影响意识形态的社会条件，以及接合过程发生的具体社会背景，那么，“产品”“选择”和“制度化”这组概念则有助于理解社会环境和特定意识形态相互接合的方式。最后，还需要考察的是，哪些东西接合了，即接合的内容是什么的问题。伍斯诺运用“社会视域”（social horizons）、话语场域（discursive fields）和人的行动（figural action）这组概念对此进行了分析。

社会视域既是意识形态被生产、选择和制度化的真实的、可经验的社会背景的特征，也是构成意识形态的内容和成分。比如，宗教改革时期的社会动荡是路德（Martin Luther）布道的社会背景，它同时也构成路德话语体系的特征和内容。话语场域是指意识形态内部的象征性空间或结构，它是由一些相反的二元概念界定的。比如，在路德的话语中，一方面是教会的权威，另一方面是上帝之道。这些相反的概念限定了一个基本的对立，产生了路德的改革性意识形态的结构和组织。因此，话语场域提供了思想形成的基本类型，确定了讨论的界限，并限定了可处理问题的范围。人的行动指的是典型行为和思维方式，或在话语场域内部占有一席之地并由话语场域的结构特征所界定的特性。如果说话语场域限定了讨论问题的范围，那么，人的行动则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的范围。

在伍斯诺的国家中心理论中，文化和意识形态都是在特殊意义上被使用的，是由话语共同体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生产出来的。文化是行动自身的形式和行为的具体结果，它并不是与行为有区别的某种主观或理想的世界观。文化是可以在其生产者的活动和产品中观察到的。文化是被生产出来的，而不是简单地嵌入在社会安排中的。文化存在于其被生产和传播的动态背景中，而不是从这些具体的背景中抽象出来的。意识形态是特定背景下的话语联合（或话语系列）。所有的意识形态都与其社会环境有联系，意识形态自身就表现了它与产生它的社会背景的关系。因此，分析意识形态就是关注接合困境。生产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话语共同体多种多样：竞争性的生产者共同体、阐释者和批评者共同体、受众和消费者共同体等。话语也是千差万别：书面的和口头的、正规的和非正规的、仪式的和概念的。

国家在伍斯诺的意识形态理论中始终起着中心作用。国家不但直接影响了意识形态的产生，还通过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间接地对意识形态产生影响。直接的影响，表现在国家通过提供必要的资源、官员和政策的支持以及宽松的环境等为意识形态的形成提供条件。间接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国家与精英之间的冲突为意识形态的产生提供了契机。国家对资本主义的刺激为意识形态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是另一间接影响。宗教改革时期，那些面对危机时能够以贸易增长为基础，开辟新的入来源，促进资本主义发展以缓解内外压力的国家，能够挑战贵族统治阶级对教会和教会财产的控制，因而在这些国家，宗教改革容易成功。在这些条件缺乏的国家，宗教改革通常都失败了。启蒙运动时期，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进一步扩张，二者的融合为独立于教会旧知识分子的新知识分子提供了支持基础。19世纪中后期在欧洲兴起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其最有利的环境是，中央集权的国家强烈干预和塑造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这些国家本身为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活跃的场所。

五、学界对“革命的国家中心理论”的评价

革命的国家中心理论将国家视为具有潜在自主性的组织，打破了以往将国家仅仅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利益竞争的公共舞台或竞争性力量的裁判等观点；其结构性视角对于分析国家崩溃、社会革命和社会运动是非常有效的；其比较历史方法则适用于考察不同国家发生危机和爆发革命的原因和后果之异同；其对于国际和世界历史背景的考察，突出了革命理论的跨国性关系视角。学界主要从结构性视角、国家自主性等方面对该理论进行了评价。

对革命的国家中心理论的评价，首先表现在学界对该理论“结构性视角”的争论上。斯考切波对结构性视角的强调，引起了学界关于结构性和能动性的争论。有的学者认为，斯考切波的结构性视角是一种机械的结构论，其典型表现是作者在研究社会革命时，忽视了革命领袖人物在革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还有学者指出：“社会结构为革命的成功创造了条件，但如果革命者是一帮很平庸的人，革命照样不会成功。”戈德斯通运用文化自主性试图弥补斯考切波在这方面的缺憾，似乎并不成功，受到柯林斯等社会学家的批评。伍斯诺则从文化和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关系的角度，对斯考切波的结构性视角造成的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忽视进行了有益的补充。

对革命的国家中心理论的评价，还表现在批评者对该理论所使用的“国家自主性”概念的批评中。批评者认为，斯考切波等人的论述没有澄清国家究竟是一个行为体还是一套结构。尽管斯考切波声称将国家看作一套宏观结构，但她在考察国家与支配阶级的竞争关系时，又反复提及国家的根本利益和独特利益，甚至用“统治者”概念来代替国家，这显然是又将国家视为一个行为体。虽然结构和行为体可能是互构的，但国家在同一问题上不应该既是结构又是行为体。由于斯考切波等人没有明确区分“结构”和“行为体”，因此，统治者的偏好是否就是国家的偏好，仍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同时，斯考切波等人的结构性视角可以有效地解释国家在诸如革命这样的政治危机中扮演的角色，但难以充分解释国家在政治危机之外的常规时期是如何塑造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因此，“总体上看，斯考切波等学者为国家自主性所做的概念化工作虽然确立了国家在政治分析中的独立地位，但在行为体与结构的概念区分、国家偏好的判定方法、对国家偏好与社会偏好的相互关系及其政策结果的考察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问题”。

大卫希斯（Evenly B. Davidheiser）则从国家力量与革命之间关系的角度对斯考切波等国家中心论者提出了批评。大卫希斯虽然认同斯考切波等人的国家自主性观点、结构性视角和比较历史方法，但他针对斯考切波等人的以下观点提出了批评，即斯考切波等人认为只有能力弱的国家才更可能发生革命，但他们却没有提供评估国家能力强弱的标准。因此，大卫希斯提出了评估国家能力强弱的三个标准：国家穿透（penetration）社会的深度；国家穿透社会的广度；社会对国家的穿透。他通过考察俄国、德国和瑞典在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得出与斯考切波等人不同的结论：正是在那些传统国家的国家能力过于强大的地方，才更容易出现革命。由于强国家对社会的穿透既深且广，而社会对国家的穿透能力较弱，社会的利益和需求不能渗入国家，才导致强国家比弱国家发生社会革命的可能性更大。与强国家相比，弱国家更有利于改良主义者的改革，而不是社会革命性质的变化。

托尔佩（John Torpey）则从国家在革命性转型期间和之后的“身份控制”（passport control）的变化这一现象入手，对现代国家的根本性质进行了考察，提出了与斯考切波等人的国家自主性观点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国家首先不是通过“穿透”（penetrating）社会并从社会中提取资源的组织，而是通过韦伯式的官僚制试图控制个人和社会的组织。长期以来，探讨国家的社会学理论，几乎没有论及国家在机制上是如何影响其穿透能力的，忽视了国家所采取的维持国家与公民之间联系的机制。托尔佩认为，国家先有控制个人和社会的机制，才能谈得上从社会中抽取资源的问题。同样，也只有先对国家穿透的机制进行考察，才能真正把握国家的性质。在托尔佩看来，这一机制就是“身份控制”制度，即通过通行证和身份证等证件，对个人和社会实行控制。但这一制度并非恒久不变的，托尔佩通过对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期间及革命后“身份控制”的分析表明，这种承继性的控制在革命伊始，尤其是在新政权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是比较松懈的，只有当它们各自认为自己的革命事业面临威胁时，这种控制才得以恢复和重建。

米格代尔（Joel S. Migdal）则从“社会中的国家”（state in society）这一研究路径入手，对国家中心理论、现代化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依附论和世界体系理论进行了批评。“社会中的国家”这一分析路径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视为一个互的过程，强调必须平衡地看待国家与社会在发展中的作用：二者的作用并非单向而是双向的，既要看到国家对社会的影响，也不能忽视社会对国家的影响，二者处于一种相互转化的关系之中。他认为，国家中心论者过于强调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与社会中心论者认为国家是社会或经济结构派生物的观点一样，都忽视了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一面。米格代尔还认为，国家中心理论的学者比较忽视欧洲和北美之外的第三世界国家，要么认为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都是没有国家的社会，要么直接把欧美国家的国家自主性毫无区别地应用于第三世界。

自20世纪70年代斯考切波创立国家中心理论的社会结构模型，至90年代初期戈德斯通的人口/结构模型和伍斯诺的联合冲突理论对斯考切波革命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表明革命的国家中心理论已明显成熟。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即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的范式衰落之后，革命的国家中心理论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新观点、新视角和新模式，能够用于发掘组成现代历史丰富性的许多变量。

（因篇幅限制，参考文献从略）

〇 荐稿：邱晨峰

〇 编辑：陈兰西

〇 审校：杨晔 大兰